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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传首九边:书生报国的熊廷弼缘何难得善终
 

  明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八日,抗击后金的辽东统帅熊廷弼,被刑部主事张时雍斩于西市。

  熊廷弼在从容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诗云:“他日傥拊髀,安得起死魄。绝笔叹可惜,一叹天地白。”遂凛然就戮,时年五十七岁。随后,明熹宗下令,将熊廷弼的脑袋,“传首九边,弃尸荒野”,家属也被驱逐京师。

  三年前,即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挥师渡过辽河,再次向辽东明军发起进攻。留守广宁的辽东巡抚王化贞不知军事,相信中军游击孙得功的计策,发动全部兵力,让孙得功、祖大寿前往和祁秉忠会合,然后向前去作战。

  明军参将鲍承先出广宁阻击,两军在平阳桥遭遇,刚一交锋,就被击溃。鲍承先、孙得功等领头逃跑。镇武、闾阳的兵力也被打败,刘渠、祁秉忠在沙岭战死,祖大寿逃往觉华岛。西平守将罗一贯待援不至,与参将黑云鹤也战死。

  努尔哈赤兵临广宁,孙得功立即出降献城,鲍承先随后投敌。二人被努尔哈赤封为副将,命为前驱。鲍承先不以叛国为耻,反而积极为新主子给明将写信招降。

  广宁大败,逃回山海关的王化贞,与驻军闾阳的熊廷弼会合入关。王化贞因为前线主将,丢城失地,被弹劾下狱。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也被牵连罢官论罪。

  王化贞平素不熟悉军事,轻视大敌,好说大话。文武将吏的规劝一点也听不进去,与熊廷弼抵触得厉害,经抚严重不和。王化贞妄想已投降后金、成为努尔哈赤孙女婿的李永芳会做他的内应,相信蒙古人的话,说是虎墩兔将派援兵四十万,因此想不战而胜。

  王化贞为东林党重要成员、内阁首辅叶向高的门生,曾为东林党人,后背叛师门改投阉党,成为魏忠贤的忠实走狗。

  三司会审熊、王二人,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报上判决书,将二人都判为死刑。魏忠贤极力偏袒王化贞,为之开脱罪责。

  熊廷弼并非东林党人,而是阉党的联合力量楚党的中坚人物,但与许多东林党人交好,尤其与东林党六君子交情匪浅。东林党首领杨涟、左光斗等,纷纷为他上书鸣冤。

  临刑前,熊廷弼通过东林党人、中书舍人汪文言,欲用四万两金子贿赂魏忠贤,请缓期执行,后来违背了四万金的许诺。魏忠贤大恼,发誓要尽快杀掉熊廷弼。

  魏忠贤之所以要这样严惩熊廷弼,除了熊廷弼临死反悔而致其索贿不成外,更主要是因熊廷弼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往来甚多,而今东林党首领们纷纷出动,为之鸣冤求情。

  据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宗罪的奏章,就出自熊廷弼之手,这不免遭魏忠贤忌恨。

  当时,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与天启帝宠信的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冲突更加激烈。魏忠贤借天启帝沉迷于木匠房,与皇帝乳母客氏交通对食,自称九千岁专权擅政,与同样争权夺政的东林党人水火不容。

  魏忠贤以东林党六君子收受熊廷弼贿赂,将汪文言下镇抚司诏狱。阉党锦衣卫指挥使许显纯对其施以“械、镣、棍、拶、夹棍”,迫令引杨涟等就范,趁机将东林党主要成员一网打尽,悉数处死。

  魏忠贤借熊廷弼打倒东林党一片之后,自然不会放过熊廷弼。他的党羽门克新、郭兴治等迎合主子,不断催促三司对熊动手。

  少詹事补经筵讲官冯铨谄事魏忠贤,教唆魏阉行廷杖以立威,处死杨涟等六君子后,与顾秉谦等在讲筵上侍讲时,拿出集市上刊印的《绣像辽东传》,向明熹宗诬陷熊廷弼:这是熊执笔的,想为自己开脱罪名。

  冯铨加罪熊廷弼,一箭双雕,既为魏忠贤株连东林党人立下一大功,又报复了当年东林党人弹劾其父冯盛明在河南布政使任上丢官之私恨。魏忠贤倚为心腹,遂进冯铨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为辅臣,旋即升尚书,半年后以魏阉头号门徒,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魏忠贤借傀儡皇帝兼一代木匠明熹宗的圣旨,下令将熊廷弼砍了,将其首级快递北方九军镇示众,不许熊家收葬尸体。

  明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书生报国的熊廷弼死了。富有策略抗金的熊廷弼死了。但是,为了将熊廷弼死于叛国大罪,魏阉一党继续做足他的所谓罪状。

  御史梁梦环说他侵盗军费十七万两;御史刘徽说他有家产值百万两银子,应该没收了充作军费。魏忠贤矫诏命令严加追赃,熊家全部资财不够,连亲戚、本家都被查抄。冯铨暗设圈套,将熊廷弼的姻亲、御史吴裕中杖毙。

  江夏知县王尔玉不以从江夏走出的熊廷弼遭受巨大冤屈,抱不平,怀同情,而是趁机向熊家索要珍玩,逼得熊家长子熊兆珪自杀身亡。

  熊兆珪的母亲喊冤,王尔玉将其两个丫鬟脱去衣服,杖打四十大板,以示最大的羞辱。脱光了衣服打丫鬟,打的还是熊廷弼的老妻。

  崇祯帝上台后,屡有朝臣为熊廷弼之死鸣冤,熊家儿子上书要为亡父收葬,但思宗并没同意。

  直至崇祯二年正月,首辅韩爌等向思宗说:“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脣敝舌,争言大计。魏忠贤盗窃威福,士大夫靡然从风。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屈曲则生,抗违则死,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独膺显戮,慷慨赴市,耿耿刚肠犹未尽泯。”(《明史·熊廷弼传》)

  韩氏极力证明,熊实由魏忠贤冤杀,并株连其妻和儿女,乃一件极大冤案。明思宗才颁旨,允许熊廷弼的儿子拿他的首级取回去安葬。

  虽然崇祯帝追谥熊廷弼为襄愍,但并没有正式为之平反昭雪。熊廷弼墓前有碑,上书“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谥襄愍熊廷弼之墓”,为清代所刻。清乾隆帝曾有论熊廷弼和熊廷弼传略碑文。

  对于熊廷弼之死,《明史·熊廷弼传》说:“惜乎廷弼以盖世之材,褊性取忌,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假使廷弼效死边城,义不反顾,岂不毅然节烈丈夫哉!广宁之失,罪由化贞,乃以门户曲杀廷弼,化贞稽诛者且数年。”广宁之败,败于王化贞,而王氏于崇祯五年才被论罪诛杀。

  熊廷弼作为明驻辽东主帅,虽非犯了严重的指挥大错,但他督战不力,加平时脾气火爆,禀性刚直,喜欢骂人,导致了部众离心离德,最后诸将纷纷投敌。他不甘谦恭下人,因而舆论对他不太推许,给他在朝廷的政敌们留下了群起攻之的口实。

  熊廷弼死于广宁大败,虽属被牵连,但最后与副手兼政敌王化贞一起犯了逃跑主义,也是明显有过。但从其三次督战辽东而言,整体上他都是有功之臣。

  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说:“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

  若明朝廷能长期信任地重任熊廷弼,或许后来也不会有孙承宗、袁崇焕等经略辽东。

  熊廷弼是从八股科场走出来的进士,但身高七尺,有胆量,晓军事,擅左右开弓。最初出任辽东巡抚,他一路招集流民,修整防守战具,分派兵马驻扎,将当地军心民心重新稳定下来。

  万历四十七年,经略杨镐率十二万大军,在萨尔浒之战惨败,战后廷议,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升任辽东经略。

  熊氏并未因明军衰败、丢城失地,而丧失重整军队的斗志。他前番为辽地巡按时就主张防守,到这时更加坚决地主张拒敌守城。

  没过多久,朝臣纷纷弹劾熊氏,各种各样的罪名纷至沓来,御史冯三元弹劾廷弼八件没有谋略的表现,三件欺瞒皇帝的事,说不把他罢免,辽地终究无法保有。天启帝决定以袁应泰替代熊廷弼。

  熊廷弼不断上书,请求派人调查,与冯三元、魏应嘉、张修德等在天启帝那里打起了笔墨官司。一边是边地主帅,一边是督察大员,最后天启帝听从熊氏建议,准备派冯三元等三人来核实。御史吴应奇、给事中杨涟等坚决认为不可以,于是改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去。

  朱童蒙回奏:“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明史·熊廷弼传》)

  熊廷弼镇守辽东的功劳苦劳,当地数十万军民有目共睹。而今被迫欲以告老还乡,来远离权力场的激烈争斗,但天启帝并未允准。

  不到一年,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畏罪自杀,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朝廷又想起了赋闲在家的熊廷弼,于是,天启帝对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等各贬三级,或彻底罢免,下诏起用熊廷弼再任辽东经略,并且提拔王化贞为巡抚。

  此时,魏忠贤虽势力坐大,党徒图谋要依靠他排挤东林党,但叶向高、韩爌正在辅政,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都官居高位,左光斗、魏大中、黄遵素等人在言路,他们都全力主持清议,天启帝再任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

  熊廷弼请尚方宝剑,请调兵二十余万,以兵马、粮草、器械之类责成户、兵、工三部,得到了天启帝同意,这是受了东林党人的影响。

  熊廷弼启程时,天启帝特赐他一身麒麟服,四枚彩币,设宴于郊外,派文武大臣为他陪酒、饯行,又派用五千名京营选锋护送他赴任。这是当时隆重罕见的壮行礼。

  熊廷弼上任后,却与王化贞发生激烈的矛盾。熊廷弼在王氏不谙军事乱搞军事建设遭指责、推卸责任给他的情势下,请朝廷警告王化贞,不得借口有人节制,坐失战机,后来在如何利用辽人的策略上发生了严重冲突。

  熊廷弼主张防御,认为辽地人不可信用,蒙古人不可凭仗,李永芳不可相信,广宁有很多间谍让人担心。王化贞则一切相反,绝口不提防御,说明军一渡河,河东人必为内应。经抚不和,战守相争,导致最后发生了广宁巨变。

  熊廷弼无论是前次巡抚辽东,还是后来两次经略辽东,面对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的努尔哈赤的八旗军队,制定的策略都是以守为主、反对浪战。他督造军器,修缮城堡,调兵遣将扼守各冲要地点,互为应援,守备大固,还亲巡沈阳、抚顺,相度形势,召置流移,安定民心。单论此策,有利于明军联合朝鲜牵制后金,卓有成效,使后金军一年多内不敢轻进。

  曾任天启初期首辅的刘一燝曾说:“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明熹宗实录》)袁应泰代熊廷弼经略辽东,接连失地,畏罪自杀,河西军民全都奔逃而去,自塔山到闾阳方圆二百余里,荒无人烟,朝野震惊。刘一燝说:“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明史·熊廷弼传》)

  虽然也有部分东林党人认为熊廷弼,死于主张绥靖,首鼠两端,没有及时以进取之策打击女真后金继续入侵、以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辽东。就是高攀龙、杨涟等东林党领袖人物,也因对辽东前线战争形势全然不明而对熊廷弼坚守抗敌,视为一种怯弱的卖国。

  努尔哈赤欲向明扩张,也受了不少女真贵族只盯着抢过奴隶、财物、牲畜等而不愿加紧攻明的内部制约。

  熊廷弼严阵以待强敌,无疑是一直为上策的战略思想。然而明朝内部倾轧争权,将帅冲突矛盾,皇帝优柔寡断,而导致帝权旁落于清流与阉党的争斗之中,最后能有大作为的良将受尽了掣肘。

  假若明朝廷上下一心,让熊廷弼以及后来的孙承宗、袁崇焕能久在其位,又“何患乎满洲?廷弼可杀,承宗可罢,镇辽无人,满军自乘间而入。明之祸,满洲之福也。虽曰天命,宁非人事?”(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

  起于一个小部落的建州女真,之所以能够在数十年间不断充实扩张,统一辽东,越过长城,入主中原,取代曾为女真先人敬畏并效命的“天皇帝”的明朝成为新朝,明朝内部祸起萧墙也是一个致命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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